股票配资平台线上app 李宗仁归国，毛泽东一句话问得其无言以对，程思远连忙接话解围

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曾在《李宗仁回忆录》里写道：

“一九四九年的桂林，他没有服输，因为他是个政治欲极盛的‘李代总统’，一九六五年他服输了，因为他是个炉火纯青的‘老华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代名将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营主任。从此他再与沙场无缘，转身走上了权力斗争之路。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李宗仁终于在形式上踏上权力的巅峰，成为了国民政府代总统。

不过，精于权术的蒋介石尚且江河日下，有名无实的李宗仁更是无力回天。

国民政府，早已踏向它无法回避的宿命终结，悄然消散在历史的洪流中。

1949年冬，黯然神伤的李宗仁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往台湾，转身远赴美国，开始了16年的寓公生活。

叶落归根，旅居他乡的李宗仁其实早已动了回归祖国的念头。这个祖国，自然不是偏隅一方的台湾，而是飘扬着五星红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自始至终，李宗仁都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是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当他看到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独立统一，走向了繁荣昌盛，完成了他和同仁为之“革命”一生的目标，自然对祖国十分向往。

尤其是在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李宗仁很是振奋，四处给亲友们打电话报喜。

他的心中，始终有一段屈辱的记忆。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

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一举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再一次得到有力提升。

在接受一位意大利记者采访时，李宗仁这样感慨：“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的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呢？”

时间来到1965年，就在台海关系紧张的关口，李宗仁终于完成他的夙愿，悄然归国。

在中南海的游泳池边的会客室，李宗仁迎来了他和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见面。

一阵寒暄过后，毛泽东幽默地对李宗仁先生说：“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

李宗仁一怔。

毛泽东接着又笑着说：“蒋介石口口声声将我们叫做‘匪’，还将祖国大陆叫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毛泽东的幽默，让李宗仁一时无言以对，气氛稍有些尴尬。

一旁的程思远反应很快，他赶忙替李宗仁答道：“主席，我们是搭上慈航登彼岸了。”

“是的，登上了彼岸。”旁边的人也跟着说。

尴尬的气氛一扫而空，大家都笑了起来。

反应很快的程思远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分量不轻，他是李宗仁回国的重要牵线人。

经过程思远的穿针引线，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和精心部署下，李宗仁突破美国政府和台湾特务的重重围困，安全归国，毛泽东相当满意。

见面伊始，毛泽东就握着程思远的手，风趣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见到李宗仁，毛泽东更是兴奋地说：“台湾通过美国阻止你回来，但是没有搞清楚你是怎么回来的。”

李宗仁到底是怎样归国的，途中又经历了怎样波折？程思远又是谁？为什么对李宗仁的归国如此重要？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作为桂系首脑，同盟会的早期成员，李宗仁心中始终挂念着祖国的山河统一。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先是义正辞严地表明态度：“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接着又是和风细雨地解读中美之间应有的状态：“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

看到周恩来的声明，李宗仁很是振奋，他看到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希望。

1955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公开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其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

关于台湾，李宗仁的说法更是一针见血：“蒋介石到台湾以来，朝廷的一切作风仍延袭大陆时代的恶习，独裁作风，且有甚于大陆时代。”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李宗仁的发声，很快被周恩来注意到了。

中共中央发现，国民政府的最后一任总统，对祖国统一的立场，和共产党人是出奇的一致。

是时候争取李“代总统”回来看看了。

找谁联系李宗仁好呢？周恩来想到了程思远，他曾是李宗仁的嫡系部属，也是他的挚友。

程思远和李宗仁

周恩来决定通过国民党元老李济深邀请程思远来京叙谈。那时程思远在香港居住，行动较为自由。

程思远，一个从放牛娃成长为广西宾阳首位博士的桂系重要人物，曾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

他为人勤奋，卓有见识，作为桂系的要员，在国民政府也很受器重，颇受蒋介石的青睐。曾任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一度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在李、白幕府期间，程思远长期与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接触，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到了抗战期间，他又多次与周恩来接触，深深地为其人格魅力感染。

接到周恩来的邀请，程思远很是感动。在中南海紫光阁，程思远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寒暄过后，周恩来笑着对程思远说：“这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第三次同国民党人员接触。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

希望大家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前进，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

接着，周恩来说出此次交流的主要目的：请程思远邀请李宗仁回来看看。

面对周恩来的风度和友情，程思远感慨万千，当即表示：愿意为此而努力。

不过，当李宗仁知道这件事时，反而回信批评程思远，说北京之行，事关重大，应该事先同他充分商量。

原来，李宗仁不是不想回国，但他的确心存种种顾虑。

过去的历史中，他既有过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抵御外辱奋力抗敌的经历，也有过与共产党水火不容的对立。

而且，在解放战争中，因为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李宗仁曾被共产党列为二号战犯。

对于这些，他曾有过这样的自述：“……我身体大致康复，然后接到国内报告，大陆已全部沉沦，国府迁往台湾。”

“白祟禧部数十万人在广西被中共全部消灭……数十年来，驰骋疆场、所向披靡的第七军及第四军集团军旧部，至此可说片甲不存。”

对于台湾，李宗仁是早已绝了念头：“在此种情况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是自投罗网、任其摆布……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预料了。蒋先生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张汉卿第二也。”

顾虑重重的李宗仁有着如此矛盾的心态，实属正常。

不过，批评归批评，心系归国的李宗仁很快就有了一系列反应。

不久，时为两届亚太影后的著名香港演员林黛，给程思远带来李宗仁的消息：他在美国住不习惯，总想回国。

林黛还有一个名字，叫程月如，她是程思远的长女，那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戏剧表演。周末的时候，她常到李宗仁那里做客。

接着，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回香港探亲时，也向程思远提起：李宗仁总想回国。

酝酿既久，李宗仁终于亲自提笔给程思远去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他保存着一批书画等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大陆。

李宗仁虽出身行伍，却酷爱艺术。这是他在北平任行辕主任时，通过多方渠道搜集的。

这批字画共有12箱之多，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曾表示，当年，他为购买这些古董，一共花了11万多美元。

李宗仁捐画此举，并非是想要兑换什么钱财，也非沽名钓誉，而是在进行试探。

他心中有所顾虑，因此委婉地采取这种方式投石问路，想看看中共方面会有什么反应，以便决定他下一步的去留取舍。

从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胸襟坦荡，既然向李宗仁发出友好的信号，是不会让他失望的。

收到消息后，周恩来很重视，书画初抵香港，他马上安排人员运回北京故宫。

李宗仁收集的字画很丰富，足足有12箱之多。

其中除了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等近代名家的作品外，还有文征明、郑板桥、何绍基等历代名人的书画。

不过，经过故宫博物院的专家鉴定，却让人大跌眼镜。李宗仁虽然爱好书画，但鉴别能力还是差了一点，冤枉钱委实花了不少。

字画中民国时期的珍品不少，大都为南北名家真迹，这跟李宗仁的好友徐悲鸿不无关系，当代名家少有欺骗。

但古代字画就是一地鸡毛了，纸是好纸，全是清宫里流失出来的古纸，画也是好画，工艺细致，几可乱真。

然后，它们几乎都出于民间作坊，那些专摹制古代名家字画的制假作坊。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和天津，这些作坊特别流行。

最终，专家们鉴定，这些字画，按照现行的市场价，最多3000美元。

周恩来犯难了，让李宗仁知道内情吧，委实尴尬；不让他知道吧，估价差别这么大，让国库额外负担，也不太合适。

后来经过反复考虑，为了不负李宗仁的一片苦心，周恩来决定拿出３万美元。

现在看来，3万美元并不多。但在当时，这可是个惊人的大手笔，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都有不同意见，他们觉得总理这样处理，太大方了。

不过，即使下了决心，谨慎的周恩来还是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他去找毛泽东商量。

毛泽东一听，立即哈哈大笑，接着很爽快地说道：“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投石问路’，这明明是一笔政治账嘛！”

然后，他亲自批示时为财政部长的李先念，给李宗仁12万美元现金。

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言语中的“识货”，指的是字画。李宗仁的心中，终于吃下定心丸：共产党人是认他的。

定下心来的李宗仁开始筹划归国事宜。

不过，当细心的周恩来得知李宗仁先生最终下定决心，准备回国的时候，反而劝他先不要马上回来。

周恩来考虑到，李宗仁这样曾经的风云人物，身在异国，长期处于美蒋特务的监视状态，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多方关注。

如果直接公开同意他马上回国，势必会遭遇美国政府和台湾方面的阻挠和破坏。

这样一来，李宗仁不仅归国难以成行，连人身自由都难以保证，甚至存在性命危险。

睿智的周恩来建议李宗仁，先到欧洲走走看看，然后住上一住，再按时回到美国去，这样可以麻痹美国政府和台湾特务，等做好一切准备再回来。

周恩来的建议，让李宗仁十分感动，他愉快地接受了，顺势到了欧洲旅游一番，然后按时回到美国。

在这期间，受周恩来委托，程思远四上北京、两赴欧洲，为李宗仁的归来进行准备。

不仅是周恩来，毛泽东对李宗仁的归国也同样关心。

细致入微的周恩来曾考虑过，李宗仁回来以后，生活可能不习惯，想稍晚些再做李归国的安排。

关于这一点，他和毛泽东一起讨论过。毛泽东很开明，说道：“他愿意回来，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住不习惯，可以再回去，来去自由嘛！”

交换完意见后，周恩来提出了关于李宗仁回国的“四可”和“四不可”政策。

“四可”就是可以重回祖国，可以回来看看再出去，可以留在欧洲为祖国做一点事情，可以回国长住。

“四不可”也叫“摆脱四种关系”，即摆脱美国关系，不插手台湾问题，不和第三势力搅在一起，不介入中美关系。

这“四可”和“四不可”政策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对李宗仁的关切之情，体谅了他的难处，消除了他的顾虑，更给了他很大的自由度。

李宗仁获知新中国为他量身定做的归国政策后当即表态接受，连称惭愧，十分肯定地答复：

“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1965年7月，经过漫长的等待和周密的准备，李宗仁夫妇再次来到瑞士苏黎士。

这一次，他们不是单纯的旅游了，李宗仁已下定决心，准备回国。

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早已悄悄安排好了他们的“旅行”路线。他对李宗仁说：

“我奉周总理指示，已安排好了你们三人的旅行路线，乘瑞士航空公司道格拉斯飞机，从苏黎世起飞，经雅典、贝鲁特到卡拉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将在卡拉奇接待你们。

但为了你们安全，防止美国情报部门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跟踪，采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因此机票订在香港。”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意外开始出现了。

有一个叫陈秀兰的女人从香港来到了苏黎士，她在到处寻找李的住处，想要拜访李宗仁。她还声称另外一位名叫白瑞娟的女士也将陪同前往拜会。

李宗仁有些紧张，陈秀兰倒没什么，但这个白瑞娟是白崇禧的堂妹，她们的手中还有白崇禧的一封亲笔函：“保全晚节……”

原来，蒋介石还是发现了李宗仁想要回国的意图，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李宗仁归国。

于是，公开场合，陈秀兰和白瑞娟拿着白崇禧的亲笔函前来劝说。私下里，国民党特务四处埋伏跟踪，伺机除掉李宗仁。甚至连战斗机都准备好了，用来拦截李宗仁乘坐的客机。

李宗仁的心中有些不安，他想早日踏上归国旅程。

1965年7月13日的下午2时，在苏黎世弗雷加登机场，期待已久的李宗仁夫妇终于踏上瑞士航空公司的飞机，后面经日内瓦、雅典、贝鲁特等地，平安来到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

李宗仁夫妇离开的时间刚刚好，及时避免了一场可能引发意外的尴尬。

关于这一点，程思远在《李宗仁先生晚年》写道：

“李先生所乘的瑞航机才离开弗雷加登机场一小时，就有一位不速之客拿着白崇禧打到日内瓦的电报，匆匆来到苏黎士并指名交给李宗仁。”

而在在卡拉奇，丁国钰大使早已等候多时。

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进行了充分研究和周密部署。他们决定采取一种风险最低、被发现可能性最小的方式把李宗仁夫妇接回大使馆。

丁国钰是位精明强干的外交官，他直接找到巴基斯坦原空军司令，也是现任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跟他说：

“我有一个私人朋友, 他从国外来看我，但身体状况不佳，为了尽快让他回到使馆，就不准备过你们的海关了。我的车直接开到飞机旁，他一下飞机便能上我的车。”

这位总经理曾两次访华，和丁国钰的关系一直不错。他思考了片刻，当即答应下来。

于是，大使的车辆从机场一个内部专用的侧门进入停机坪，从容接走了李荣人夫妇和程思远。

除了中国大使馆，再没有其他人知道李宗仁夫妇的去向。

国民党的特务和美国方面一直盯着李宗仁的行踪，他们还在香港启德机场等待着，谋划破坏行动。

当瑞航的飞机来到香港后，他们只能扑了个空。

四处扑空的特务们并不傻，他们在雅典、贝鲁特都没有发现李宗仁下飞机，于是推测李宗仁应该是停留在卡拉奇。

他们开始在卡拉奇的各家旅馆秘密搜查，依然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美蒋特务决定下黑手了。

这时，巴基斯坦接到中国电报，说国民党准备在卡拉奇进行破坏。如果不成功，下一步准备在缅甸上方击落巴基斯坦飞往中国的飞机，因为那时金三角还有国民党残留部队。

丁国钰相当谨慎，他把使馆人员组织起来，24小时轮流值班，保护李宗仁的安全。

数天过后，国民党特务的神经衰弱下来，活动不再那么频繁。

丁国钰感觉时机差不多了，他去拜访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和民航的总经理。

丁国钰回忆：“我坦率地告诉布托：来看我的朋友不是一般人，是原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他要回国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承担的任务是安全地把他们护送到北京去。

现在就请你们帮忙借用你们一架飞机。要经过严格检查，绝对可靠，绝对安全的飞机。

后来，巴基斯坦方面想办法从欧洲调回一架新飞机，并一再保证飞机上是绝对安全的，这实际上是一架专机。”

历经波折的李宗仁再次踏上飞机，开始他归国的最后一程。

当飞机飞越缅甸上空时，李宗仁有些担忧，他知道这段行程的危险。

不过，很快机长就传来消息，已经进入中国国境，大家终于放下心来。

7月20日清晨的时候，飞机来到了昆明的上空，俯瞰大地，已经清楚地看到滇池了。

大家一阵欢呼，郭德洁女士激动得跳了起来，丁国钰的心情彻底放松了。 他告诉李宗仁夫妇，国民党特务曾多次计划在中途拦截他们所乘的飞机，但都失败了。

另一边，始终关注李宗仁安危的周恩来也终于放下心来。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廖心文回忆：

“……就在这天深夜，已到上海迎候的周恩来接到情报，台湾方面已获悉李宗仁回国的消息，在缅甸边境某地区布置了截击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打下李宗仁的座机。

厂房很简陋，打扫得很干净。一批衣着时髦的人，端着高脚杯，跟在瘦小的他后面，听着介绍，偶尔品一口杯中金色的液体，点头称赞。尹志宇脸上挂着微笑。

周恩来彻夜未眠，静候在电话机旁。当接到报告：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平安进入我国境内后，他才上床去休息。”

归国后的李宗仁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十分感动，即兴赋诗一首：

国民党的代总统，多年戎马历风尘。

叶落归根见素襟，邕江畔生一老翁。

今日还乡匡大局，当年解甲有真情。

徐州会战很有名，台儿庄战论英雄。

异邦虽好心思汉，祖国繁荣时梦亲。

欣看满堂冠盖集，寒暄笑语回北京。

叶落归根的李宗仁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安心地度过了他的晚年。

弥留之际，李宗仁感慨万千，他坚持由自己口授，别人代笔，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

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无比光荣的。

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

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股票配资平台线上app，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